那时的学生很多，解放前没机会上学的都赶到了一起，所以一年级最大的学生比我大四五岁。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坐在前排上课，离老师很近。老师讲课不时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我没有办法躲开，地方太狭窄了。一条一米多一点的长条窄木凳，挤着四个圆头圆脑的家伙，挤得你有屁都放不出来。我常常是半个屁股坐在那上面，一不留神就闹个“屁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来。若是上音乐课，好几十张嘴能把房盖震下来。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别看这样，孩子们缺席逃学的很少，几乎一个都没有。图啥？除了热热闹闹的，就是热气腾腾。即使斗大的字一年下来认识百八十个的，家长孩子都皆大欢喜，那是文化，从来没有过的文化。
开始教我们的老师姓李，年轻的，没几天就被这“乱哄哄”的课堂气走了。新来的班主任姓傅，叫傅良己，年龄像我的父亲。他红脸膛，个头不是很高，却很有耐性子。
傅老师第一堂课上的是语文，一进教室自己先整理一下衣帽，并不紧不慢地走到黑板前。他拿起粉笔，手举过肩膀，要写字却没写，也没有说话。学生觉得挺奇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然后，他轻声地问了一句：“谁会写缝衣服的‘缝’字？”显然他在问“高年级”。见没有人回答，傅老师又追问一句：
“谁会写，就举手！”
教室里还是鸦雀无声。我回头回脑看没人举手的动作，被傅老师看见了，他对我说“你会你就上来写”。
高年级学的字我会写吗？当然了。别忘了我们是“复式班”教学，老师轮流给各个年级的学生讲课。老师不乱讲，学生可以“乱听”，所以我会写那个“缝”字，就去黑板上写了。写完，傅老师用很大的声音说了一个“好！”接着，他又一字一板道：“这么小的一年级才来几天，人家都会写，你们3年级的怎么就不会？”
教室里更肃静了，许多同学都在瞅我，我心里直扑腾，那时我还不会写“骄傲”与“自豪”那些词汇，但体验得到其中的滋味。
从那天起，班级的秩序“唰！”地好了起来，傅老师也“嗖！”地高大起来。
其实，50多学生至少也得有几个会写“缝”字的，也许是傅老师的师道尊严把他们吓回去了吧。
在以后的学生时代里，我从来没有忘记傅老师对我的表扬，时时在鼓励我上进。可是，有谁会想到，这样的老师竟然被校长打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傅老师突然被调走了，去了李家窝棚学校。
那是一天的早上，学校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马车，装着一些行李什么的。另两位老师正和傅老师说着话，就叫告别吧，那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站在一旁看。
不知什么时候，好多大一点的学生围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拿出一盒烟来，塞给傅老师，有的挤不过来干脆扔到车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烟有“握手牌”的、“大前门”、“哈德门”，在车上堆了一堆。
在当时，一块豆腐二百元（即现在的2分钱），一盒“握手牌”是一千二百元（即现在的一角二分钱）刚解放，农村的农民家家都没有钱，吃块豆腐就是过年过节了。
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傅老师哭了，声音很大，学生们也跟着哭。傅老师逐个给他们擦眼泪，自己却止不住。
送傅老师的马车走远了，满院子的学生和家长还在眺望，期待他还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两年后他又调走了，和我父亲一同去了回回营学校，离家30多华里。于是，我也有机会打听傅老师的一些情况，我大了，知道去关心别人，尤其是我崇拜的傅老师。
父亲说他们相处得很好，何况还是亲戚呢。那时我才知道，傅老师和父亲都是姥姥家族的门婿。
在回回营学校，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做饭，切菜用的是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军刀，很锋利，我见过。当时走夜路，在农村时而会遇到狼，常常带在父亲的身边以防不测。然而，正是这把日本的军刀，“文革”期间把我的心再次戳伤。我不明白的是，军国主义为什么和我画上了等号！那是后话。
又过了十几年，等我当了老师，我们师生同属于一个学校的教员了，都得听另一个姓傅的校长的指挥。
傅校长，本地人，共产党员，是从本县兴隆店中心小学调回来的。他和傅良己老师是同宗同族的哥们儿，但有点冰火不同炉。傅校长很那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他的强项。即使上边没有什么新的精神可以执行，他都能把他的特长发挥得十分完美。
一次，一个姓刘的初一学生，与一个姓董的女生发生了口角。不知道她是那句话说错了，或是被人理解错了，傅校长就说姓刘的学生打击的不是“董”，说她矛头指的是“黄帅”，就要布置批斗会。
那时的黄帅也是响当当的“反潮流”标本，她无辜，被四人帮利用了，成了炮打臭老九的先锋。刘与董的事闹得很凶，后来在家长的强烈干预下，和老师沉默地抵触下只好作罢。至此，傅校长威信扫地，威严丧尽。
罢是做了，憋在肚子里的气不出是不行的。活该傅老师倒霉，这股恶气喷了他一身一脸，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刘与董事件过后的一天下午，傅校长指令几个老师给玉米脱粒，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事是少不了我的。我们一直干到日落还没有收工，已经是饥肠辘辘汗渍斑斑了。傅老师见我们连累带饿，就去宿舍给我们找些吃的。
宿舍也是食堂，平时不做饭，也没有老师在那吃饭，只是到了晚上烧烧炕，免得值宿的老师睡在凉炕上。
因陋就简吧，傅老师拿了些玉米粒就给我们蹲在灶坑那烧，不想被原本是来监工的傅校长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傅校长上去就是一脚，傅老师被踢个“仰巴叉”，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宿舍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听到连打带骂的动静有点不对劲，就一起涌了进来。傅校长并不为此住手，又是一脚上去，还恶狠狠叫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傅老师没动声色，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傅校长，眼睛里喷着火。我扶起了他，安慰了几句。其他人没有吱声，活没有干完，一个个愤然离开了学校。
此地无声胜有声。“成何体统！”，是大家的呐喊，让傅校长喊出来了。
傅老师是有点不成体统，私自动用学校的玉米，饱我们几个人的私囊。那么，一位表面斯文，一位堂堂的校长对同志大打出手，污言秽语地辱骂就“成何体统”吗？
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听说了这件事，好像很有同感，在生产队烧玉米豆子叫队长看见，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行的。但多数队长对此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更没有一个动粗的。所以大家议论，还是傅校长坚持原则。当然，也有认为他该打的，那是个别的队长。我也觉得傅老师该打，不过，他该打的理由只有我、傅老师、傅校长知道。
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傅老师因为说了实话，被定为“中右”。“中右”不被免职，但得接受斗争，得写悔过自新的材料，得让你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与监督。“中右”不是右派份子，更不是革命派，你要时时提防着，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可能。换句话说，傅校长打你是轻的，给你带个帽子那可就悲惨了，你就偷着乐吧，你还敢反抗？
2 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 （1）
2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1）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4年后，我能很清晰地记忆一些事情了，那是公元194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日头刚刚出来，母亲就拉着我来到街上。
街上的行人似乎有些匆忙，相互间交头接耳，戚戚喳喳地说着话。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看懂了他们的表情——神秘兮兮的，难掩一种兴奋的神色。
母亲自然明白我在疑惑什么，也许这就是她领我出来让我明白明白的目的吧。母亲弯下身来，一遍又一边地告诉我“解——放——了——你懂吗？”究竟什么叫“解放”我说不清楚，只觉得那天大人们的神情很异常，于是我就记住了“解放”这两个字，第一个记忆中的新词儿。
那天，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车辙的痕迹很多很乱，到处都是，母亲特意让我留意看的。很显然，母亲对那些车辙很感兴趣。听大人们的议论，说那车辙是八路军朝新民方向走时留下的。
后来我大了，知道1948年10月29日是新民的解放日。在新民的地图上，我的家乡董家窝棚位于新民的最东北，东与新城子区相邻，北和法库县隔辽河对望。由此看来，我断定家乡要比新民早解放至少几天吧，现在已无人记起。
在那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白天，他在农民会那管些分田分地的帐目，晚上要去学校教青年男女们唱歌，那时的学校还没有学生。不久，学校正式开课了，有了学生，父亲就是那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了，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从此，他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
父亲和我认识的许多老师一样，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都披着一身乌鸦的外衣——乌鸦颜色的老师。
父亲当过伪满国兵、伪警察、清剿队队员，黑色的履历，难以洗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