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教学环境，我没有什么动力再在数学、物理、化学上深入下去，改教体育课了。教体育基本不用备课，也不用批改什么作业，课余的时间可以相对地我行我素啦，万岁。
我行我素，是我实现对自己下一代愿景的改弦更张，或叫双管齐下。几年的教学，对自己的充电业已完成，剩下的就是自我“镀金”。“镀金”绝不可与充电同日而语。
1974年初夏，我要在“农业学大寨”、“走出去，请进来”上面做文章。大家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只是我和他们做的不一样，我做得“科学”、“务实”，有信心得到实际的成果与认可。
那是一个阴雨天，我总算从“老贫农”那里得到一道圣旨——拨“巨款”买一只篮球。我怕他收回成命，趁不能上体育课的机会，：“没关系，考不上你就去当兵。”他为孩子铺好了后路，孩子还能走这条吃苦费力的升学之路吗？他心猿意马，心有旁骛，我回天无力，非无能也。
前年，我有机会和王明祥的二儿子在酒桌上见面，他十分感慨。又一次提起当年我在地头上给他讲解“综合除法”的情景。
一个大学教授，念念不忘他的“老师”，实在难得。其实我也就是他的“一字之师”而已，我并没有天天地给他上课。
他没有忘记老师，我更不会忘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良莠不齐，很难用一句话来说出我的感受。
第二章 我的老师 1 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第二章我的老师1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从1970年9月1日到1976年8月1日，我有幸当了几近6年的民办教师。40来年过去了，好多人还叫我李老师，尤其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
别人叫我老师，那是一种尊敬与人称符号的混合。我的学生叫我老师，那是师生情感的隆重闪回与重温。
记得那时是隆冬时节，早上我刚刚起身就听见有人喊“李老师”。等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他嗔怪地说：“李老师，你怎么连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啊？我在你门口喊老长时间了！”我很尴尬，他并不在意，直奔屋里来。
是的，那咱我已经在公社上班了，我们是非农业户，我家没有大豆换豆腐，也舍不得花钱买豆腐吃，我的月工资只有35元，要养活5口人，供三个孩子念书……这些他怎么会不知道的。
老婆不认识他，他是我的学生王作东，卖豆腐的。进了屋，他不由分说就把厨房的一个大盆拿走了。他给我捡了满满一盆的豆腐，往厨房里一放，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禁不住这个感人情结的冲击，像卤水一样苦涩的眼泪冲破了我的克制，流进了我的嘴角，咽下去却是永久的甘甜。
在二道房学校念初中的时候，王作东很个性，甚至有些另类。他和许多同学、老师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经过我的家访，才知道他的父母都有病，常年不能下地干活。他要做繁重的家务，很少有时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就被认为他很孤僻。我对他的家境有了了解，并耐心地做好了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他渐渐地和他“合群”了，还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
那次家访，他哭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亲近、体贴……
他哭的时候我很心酸，同病相怜吧。
我念了12年的书，算起来教过我的老师一共有30多名，其中班主任就有14名。回想起来，能像我对待王作东那样对待我的老师，可说是“麟毛风角”了。难道是我生来就讨人嫌吗？直到如今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1952年我8岁了。初秋开学的那天，是我自己和堡子里的孩子，一起去月牙河初小上学的。“初小”，就是没有五六年级的学校，“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学校。月牙河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上学了。
月牙河学校校舍很是简陋，算办公室在内只有三间草房。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只有一间房，却要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叫做“复式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