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在土改时父亲“干过革命”，我家的成份肯定是富农以上，母亲告诉过我，我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才奇缺。这些所谓的人才，100%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家庭，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念得起书？在解放前，贫下中农之中，偶尔也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才，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而是土改前家境衰败了，破产了，土改的时候就被定为了贫下中农了。这些文化人，才是社会大变革的宠儿，就像傅校长，他们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的政治风暴和动荡中，有着十分保险的不受任何冲击的护身符。反过来，他们又可以按照特定的模式与方式，随心所欲地出击他们以为得计的目标与猎物，而屡屡得手且扶摇直上。这种印记，深深地扎在他自己和他人记忆的档案里。
人类时间的指针已经定格在90年代了，傅校长依然在上演他的拿手好戏，令世人嗤之以鼻。
他早已退休了，早已搬离家乡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但他又杀回马枪，让家乡人受伤。他说他养鸡没有饲料，就来到了西房号学校，拉走了那么多的玉米，没留下一分钱，只留下“嘿嘿”一笑，黑着脸走了。几十年了，他掠夺的本性还没有泯灭，可见他的心该有多么的黑，然而却披着一袭红色的外衣。别的老师黑在外表，他却黑在心里，不一样的黑。
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书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马老师厉害着呢，你要规矩点，不能像过去那么随便了。
是的，没来到这之前，父亲不常在家，我有点放荡无忌的毛病，母亲和奶奶不大管我，我就贪玩。是的，我是得规矩点了，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尽量适应，就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马老师把“近况”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回头就问我们什么叫“近况”？我见同学们没有举手，我就要回答这个别人不会的问题。我说“近况”就是近来的情况。本以为老师应该表扬我，想不到马老师反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答不上来，因为这是新课文里的新词汇，老师头一回念给我们的，我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猜测出来的。马老师很不高兴，在黑板上蹾折了粉笔，用眼睛嗔怪我多嘴。那时我想，既然你问我们了，为什么又不让回答啊，难道你叫我们一齐说“不——知——道——”吗？
姜子牙卖面遇大风，运气要是不佳喝水也塞牙，倒霉的事就成串地来。
第三天，马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念课文。不过，这次腾出拿课本的手，插进裤兜里，另一只手去翻放在讲桌上的书，口中念道：“中国比欧洲还要大……”
念完了课文，马老师问大家听好了没有？同学们有了上次我的教训，齐声答道：“听——好——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欧洲”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和“中国”相比较啊！课后，我去了办公室找马老师问个明白。
他不正面回答我，只顾一边叭嗒叭嗒地吸烟，一边豹眼圆睁：“就你没听明白，回去想想吧！”
回到教室的路上我也没想出来，就问“听好了”喊声最大的那个同学。结果，和他一样，没有一个同学能答得上来。直到上了小学5年级，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现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有水平，我就极力地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