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的产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宣言》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当作反革命内部的不同派别来看待，而是肯定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战的举动，赞扬了杜重远、蔡廷锴、蒋光鼐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的抗战主张和行动，认为他们的抗战行动都表现了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均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十项抗日救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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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新发展，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1935年12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于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在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瓦窑堡会议后，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我参加了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我们党即将开创一个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局面而兴奋不已. 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线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第一，分析了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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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阶级都动起来了，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工人、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反抗的.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虽然他们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加入了反革命营垒，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势必会转到革命方面来. 事实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力阶级是不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除去右翼，大多数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因而他们有动摇的痼疾.但是，事实不会对他们没有教育，和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 毛泽东断言，在当时的时局下，民族资产阶级虽总的特点是动摇，但确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发生的变化也说明，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而拒绝同他们结成同盟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摒弃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严肃地批评了党内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为了实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就要在党内反对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应该纯粹又纯粹；民族资产阶级全部都是永世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3天的革命热情，招收他们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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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毛泽东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这一营垒已经并必将继续发生变化. 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为此，毛泽东阐明了把“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口号的原因.因为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包括广泛的阶级和阶层. 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并积极容纳其他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和人们.第三，阐明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任务.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争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指出：“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 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
1927年革命的失败，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 那时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部队，四面八方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现在事情起了变化，坚强的共产党和强大的红军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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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 这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破坏政策不能得逞.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成熟起来，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这就使共产党能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正是以“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全面阐述了党的新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全党建立起来.
二、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瓦窑堡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通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1935年的“八一宣言”
和12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没有把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内. 这时的口号是“抗日反蒋”。这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且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进行“剿共”战争.1936年2月，红军东征抗日后，各方面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5月5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这实际上是开始放弃“反蒋”口号，而采取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方针. 逼蒋抗日就是要为联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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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创造条件.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郑重提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封信虽然对国民党当局多年来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了严正的批评，但明确表示了联合蒋介石抗日的愿望. 这时蒋介石对抵抗日本的侵略渐趋积极，但对“剿共”尚不死心. 联蒋抗日是通过以后事态的发展演变逐步实现的.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扣压蒋介石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经过我党的积极工作，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破坏，蒋介石承认国并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变获得了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和平解决的结局.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2月1０日，我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国策和4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 这是我党联蒋抗日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也承认要与共产党谈判并停止国共武装冲突.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任务. 这次会议为迎接抗战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在此前后，我党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